文天祥与陆秀夫私下商议，揣测少帝究竟是何用意。

二人又查阅了一些史书，期望找到一些线索。

陆秀夫发现这种新政颇似“井田制”的变种。

井田制在商时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

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公田所获，全归领主所有。

文天祥则用前朝的均田制进行比较，均田制是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收归国有。

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国家掌握着大量无主土地。国家可以随时强制分配个人或集体耕种（例如宋代之前的永佃权）。

而在少帝的新政中，这种土地使用权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共享权益，没有“归其所有”的条款，实则即为民有又为国有。

之前，大宋经过百年土地改革，几乎已经没有公田，田地通过买卖和兼并等方式，集中掌握在豪绅贵族手中，而朝廷则从土地流转中抽取大量税金。

这么做的好处是，大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坏处在于豪绅贵族掌握了大量土地，很多百姓则沦为佃农，不得不寄人篱下，依附豪绅贵族过活。

这也是大宋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多次民间起义也是由于土地兼并带来的贫富不均造成的。

两人痛定思痛，一起回顾过去几百年大宋的失败教训，最后对少帝的改革新政都持有鼓励态度，因为沿用过去的老路是行不通了。

少帝提倡的共享土地制，并不用划分公田和私田，在权益分配上，用股本入资的方式分配所得；在土地所有权方面，则是国与民共有。

井田制需要按照土地面积进行税赋征收，而少帝的新政则是按照土地股权分配收益，无需征收土地税，一切的收益都从股权中分配，百姓也无需担心税负问题，因为收益越高所得越高，即便亏损也有流庭作为后盾平摊损失。

此外，少帝的新政还强调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要求各地巡查司在股权分配上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不能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

文天祥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曾读过《孟子》一书，其中提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心中暗道：“陛下这番新政，不正是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吗？陛下将百姓放在了首位，通过共享土地，让百姓与国家同舟共济。”

陆秀夫也点头赞同道：“陛下此举，实为高明，妙哉、妙哉！通过股权的方式，将土地所有权进行重新分配。这样一来，百姓们会更加努力劳作，为流庭创造更多的税金。”

两人一番商议后，决定全力支持少帝的新政。他们深知，大宋流庭如今正处于困境之中，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激发百姓的积极性。而少帝的这种新政，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于是，文天祥与陆秀夫开始着手准备实施新政的相关事宜。他们首先向少帝详细汇报了商议的结果，并得到了少帝的首肯。

接着，他们开始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他们首先对现有的土地进行了清查和登记，确定了每块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然后，他们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和百姓的需求，制定了不同的土地使用权划分准则。

对于耕种权，他们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水利条件，确定了不同的耕种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对于养殖权，他们则根据养殖的种类和规模，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和收益分配方案。对于经商权，他们则根据商业活动的特点和需求，设定了合理的税费和经营范围。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减产问题，少帝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策略：将股本中的十分之一用于应急备用。这一策略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储备机制，以应对气候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

少帝深知，大宋流庭所处的环境复杂多变，气候影响尤为显著。一旦遭遇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农作物减产几乎难以避免。而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对百姓的生计和国家的安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此，少帝提出，将股本中的一部分作为应急备用资金，专门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减产风险。这一部分资金将被妥善管理，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投入使用。

大理安司和鹿耳门适宜耕作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