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等改良家，有了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双重特色的五四运动，也有了蔡和森、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照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它们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五四以来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近代历史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特色一，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封建、神学旧体系的批判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先进分子敢于摒弃传统，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站在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进步传统之上的。启蒙运动高扬理性、讴歌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性解放思潮的一环，经17世纪的酝酿、发展、成熟而后发生的。而中国明末清初虽在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那里有近代思想的萌发，但能谈得上文化启蒙的思想却是由严复等人介绍进来的西学，在中国既无思想渊源、文化根基又无阶级基础，这不仅造成了西学的传播与接收的特别不易，而且人们往往不得不（尤其是初期）将与中学格格不入的西学之“毛”牵强附着于中学之“皮”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矣。

特色二，启蒙思想家是科学精神与思想解放的倡导者，但却并非革命的斗士。伏尔泰主张“开明专制”，哲学家为国王，他甚至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Il est à propos que le peuple soit guidé et non pas qu'il soit instruit”）的言论。孟德斯鸠主张贵族改革、君主立宪，卢梭甚至不承认自己为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多的是探索真理、追求学术自由的科学醒世精神，少的是政治行动、“替天行道”的救世意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往往是将政治救亡放在思想启蒙之先，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无不如此。这一方面是中国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的延续，一方面（更为重要）是有亡国之患的严峻的政治局势所致，结果是中国文化人在短暂的近代百年来走完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路，从羡其“船坚炮利”到科学救国，从进化论到无政府主义，最终找到了既是思想体系又是行动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上的启蒙终成为次要，而关于学术探索、思想自由的问题更是无足轻重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不是至今仍然受到冷落吗？从科学与历史的眼光看，探索真理与追求自由的精神纵然可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到一时的行动与近期的政治目的的冲击，但长期地忽略与轻视它则是必定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