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角度看，哥伦布西航尤其是他所开启的新局面发生在欧洲则绝不是偶然的。+x.i!a/o~s′h￠u\o\h?u·.~c!o,m+15、16世纪之交，基督教文明世界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骚动之中。这是文艺复兴的世纪，人正在从上帝那里夺回思想的力量；这是宗教改革的前夜，传统的教会体制正在接受挑战；这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君权的集中与国家的世俗化预示着欧洲正在走出中世纪；这是资本主义生机勃发的春天，城市与商业的繁荣显明市民阶级已经羽翼丰满。从思想到文化，从政治到经济，此时的欧洲社会正从中世纪的千年睡梦中醒来，既从中聚积了强大的力量，又渴望着摆脱这一历史的重负，去探索新的空间，去创造新的历史。然而，人类社会转型之艰难就在于必须冲破自己的传统。

五百年后的今天重温历史，仍不难发现，当时正处于社会变化临界点的欧洲人远非沉浸于对未来的憧憬之中。骚动与激荡的社会大背景烘托出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不安的时代气氛。社会的演进、思想的复兴与历史舞台空间的扩展摇撼着现存社会秩序，冲击着千年来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督信条。\二+捌`墈*书_蛧. ,埂!鑫/罪\全!疯狂与死亡、末日审判与基督再次降世一时成为时代的宗教主题。在这一空前的社会剧变的前夜，作为社会现存秩序代表的基督教会的表现是空前的不宽容，尤其是在西方海上扩张的前哨国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西航同年，西班牙完成统一，收复格林纳达，将伊斯兰势力从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个据点永远逐出。也是这一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登峰造极，十万犹太人被驱逐出境。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将捷克宗教改革先锋胡斯（Jan Hus）送上火刑架。结束了教会分裂的教廷深深卷入世俗政治，企图以自己的模式来设计欧洲新的民族政治分野；教廷同时大兴土木，滥发赎罪券，不允许进行任何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对各地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厉行禁止，甚至将当时驰名全欧的人文主义者、温和宗教改革派伊拉斯谟也视为“异端”，将其著述一概列入禁书。无视时代的变化，拒绝适应社会的转变，强行维持现存秩序，固守僵死的宗教教规，成为此时基督教教廷的政治特点。+0¨0￠小`税·罔? !耕_辛.蕞,哙/然而，与其说教廷的反动阻止了历史的演进，还不如说其激发了更大的反作用。1517年，路德九十五条论纲问世，宗教改革正式揭开序幕。从此，基督教在近世的分裂便成为历史的定势。尽管罗马教廷一直要到四个世纪以后的梵蒂冈会议（1962—1965）才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给予承认。

应该说，15、16世纪之交，西方社会汹涌的近代潮流与深刻的宗教焦虑与反抗的会聚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张力。这一张力不仅成为欧洲冲破地理局限、向世界扩张与拓展的强大的内在动力，也是使欧洲走出中世纪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上角逐争霸的基本力量源泉之一。而由于这一张力为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所不见，因而欧洲终于同其他文明区域拉开距离，成为打破中世纪隔绝、引领近代新潮流的世界力量。哥伦布的西航正是在这样一种雄阔艰远的背景下发生的。他生长于时代风浪会聚的地中海，其航海探险正是时代精神结出的果实。同时，由于这一“地理的发现”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中，因而又深深地影响和加速了时代的潮流。世界空间的骤然扩大，向以传教扩张作为其生命存在本身的基督教展开了诱人的传播基督福音的前景。尽管教会对近代事物一直持有戒心，但基督教传教士们却在教廷的大力支持下，随着探险者的足迹，迅速进入世界各地，作为西方近代扩张的先锋力量之一汇入了欧洲走向世界的历史大潮。

从这一意义上讲，《1492年的世界》一书提出的为什么发现美洲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是1492年的哥伦布而不是1405年的郑和的问题似乎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了。有意义的是，在五百年后的今天再来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对这一发生于欧洲的世界的“地理突破”进行反思，我们发现，作为纯地理意义上的“发现”，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冲击效应，可以同任何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相比，它迅即为欧洲人的殖民开垦、经商逐利、传教布道展示了无限前景。然而，作为历史意义上的走出中世纪的“发现”，其重要性则是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逐步显示出来的。根据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