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运动，可以归纳为四个不同的阶段。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知识分子理性批判的始发阶段，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后果，将19世纪的知识分子推向政治参与一极，这是第二阶段。紧接着，随着普法战争（1870—1871）结束而渐趋成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又一次引导知识分子向理性批判一极滑动，到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后而趋于这一极的巅峰。然后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直到7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落的政治参与阶段，严格说来是意识形态参与阶段。按照知识分子同社会、政治的定位来分析这一周期性运动，可以看到每当知识分子“在野”之时，他们一般都站在社会一边，批判现实政权，维护普遍价值；而当他们“参政”之时，他们则力图将思想变成行动，成为其信奉的价值体系的实际推动者。

若以法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的两极振摆现象来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相比照，我们将发现彼此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法兰西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但也存在着在官与在民一身二任的倾向。不过，法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官还是在民都似乎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理念。近代多元的意识形态给他们提供了选择，西方的民主政治舞台为他们准备了活动空间。在民的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的启蒙思想家，和以左拉为代表的19世纪末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不待言，处于“参政”阶段的知识分子进入内阁也并不一定和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和1848年革命政府中都任过职，他奉行基督教民主派的政见而终生不悔。基佐为七月王朝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他主持制定法国近代最重要的教育自由立法之一。法国当代的知识分子虽然面对强大的理想主义的时代潮流，曾经为善良的愿望托举而上，一时脱离了理性的原则，但他们并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萨特从未加入法共，只宣称他是同路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规定自己同法共的关系准则是“理解但不加入，自主判断但不贬低”；甚至在共产主义信仰上走得最远的阿尔都塞（L. Althusser）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以上种种都可以印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