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火？能否有助于我们在文明价值序列上更好定位？能否促使我们在自由、市场、平等、正义及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有更多的思考，从而作出更为理性的选择？

第三个层面是从历史长程的视角来看欧洲联合。法国思想家莫兰曾指出过欧洲联合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是的，人类从来不缺乏和平的意愿，人类文明典籍中有关和平的呼唤也汗牛充栋。然而，人类的历史仍然充满残酷、血腥、冲突、战争。欧洲曾经相信，近代以来从欧洲发源的民族觉醒的潮流，可以将人民、族群带出专制、强暴、帝国、霸权的魔掌。然而，民族兴起至今的历史表明，暴力和战争不仅仍然同人类如影随形，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回望历史，人类寻求和平，为什么获得的却是战争？难道和平与战争本身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有没有可能从战争与和平的旋涡中超越出来，构筑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关系模式，从而永久告别战争？

这正是欧洲联合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模式，追求主权共享的意义。欧洲联合之路是一条寻找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模式，重塑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交往规范的超越族群，超越民族国家甚至超越宗教、文化的探索之路。欧洲联合的历史实践，使人类看到了跳出暴力、专制、战争、霸权的历史循环的希望。以法德和解为例，没有欧洲联合的大框架，没有超越民族利益的大设想，没有建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的大目标，法德的历史性和解是难以设想的，或者即使和解也难以巩固。显而易见，如果法德和解模式可以作为中日关系的借鉴，欧洲联合也可以作为21世纪处理世界各国关系的模式参照。对于处于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和亟须重新调整战略平衡的亚洲说来，欧洲超越战争与和平的旧模式，锻造全球关系新模式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将这一话题引入国人的视野，开创欧洲与亚洲、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空间，正是我们创设双年欧洲—中国论坛的要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