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盐利岁才四十万缗”，后“岁入六百万缗，超过租庸调之半”，《旧唐书》赞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提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盐为民生必需品，“寓税于价”，使“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开创“以民生必需品为税基”的开源新径。

唐代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规定“蕃商货物至港，先赴市舶司呈报，抽解十分之一”，精贵物品“官市其半”。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广州“仅胡椒一项，每日进城就有上千袋”，市舶收入“岁得缗钱数十万”。更通过朝贡贸易“厚往薄来”，如大食国进贡狮子，唐回赐丝绸万匹，以贸易开源换取政治认同。

四、宋元变革：金融创新与商业革命的开源突破

北宋初年，蜀地“铁钱重，不便贸易”，十六家富商“连保作交子”，用楮纸印造，每贯收30文手续费，“岁获钱百缗”，此为“以信用工具开源”。天圣元年政府收归官办，设“交子务”，规定“以铁钱为钞本，每界交子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每三年换界一次。《宋史·食货志》载，交子流通后“蜀商货殖倍旧”，政府通过发行交子获取“铸币税”，如“大观中，交子改钱引，每贯收纸墨费三十文”。

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卖出”，商人可赊购货物，年息二分，据《宋会要辑稿》，市易务“岁收息钱百余万缗”；青苗法规定“诸路常平、广惠仓，岁出粟贷与民户，出息二分”，熙宁六年青苗息钱达三百万贯，然因地方官强制摊派，反成扰民之源。元代设工部与将作院管理官营手工业，全国设织染局21处，工匠4000余户，“岁织段匹十万匹”，官营矿业“岁入金1.9万两，银6万两”，两淮盐司“岁办盐300万引，每引价银10两”，盐利占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五、明清商帮：技术、金融与全球化的开源巅峰

明万历年间，徽商吴养春发明“日晒制盐法”，改煎煮为日光蒸发，省柴薪六成，所产“吴字盐”“色白粒大，价高普通盐二成”，控制两淮盐引60%份额，此为“以技术创新开源”。徽商在茶叶经营中首创“字号”品牌，如“胡开文”茶号所产红茶“每斤售银一两，较他茶倍之”，通过“产地+工艺”双品牌策略实现溢价。

清道光三年，晋商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首创“异地汇兑”，每汇千两收手续费五两，“岁入百万两”，光绪年间分号达47处，形成全国金融网络。晋商先办“账局”放贷，后发展为票号，乾隆年间平遥账局“资本五十万两，岁息十五万两”，光绪间承汇京饷，“每万两收汇费百两”。\d¨a?s_h,e+n^k?s′.*c^o_m+隆庆元年开放月港，“准贩东西二洋”，商民出海领“船引”，每引税银三两，据《东西洋考》，月港“岁入税银二万两”，万历年间增至二万九千两，中国生丝、瓷器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输往美洲，换回白银，“自大帆船贸易兴，白银输入中国者，年均达二百万两”。

六、典籍义理：开源与节流的辩证体系

荀子在《富国》中提出“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唐杨倞注：“源谓农桑，流谓末作”，强调开源需重本业，节流需抑末作，核心在“上下俱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反对政府过度开源伤民。《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批评桑弘羊盐铁官营“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主张“开源在民，不在官”；桑弘羊则反驳“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揭示开源需平衡国家与民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废金银”，主张“工商皆本”：“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突破传统开源观。

七、总结：古代开源的核心要义

古代开源以实体生产为根本，从周秦垦荒到明清矿业，皆围绕“可计量的实物产出”。技术与制度是开源的两大路径，如李悝混种技术、刘晏榷盐法。古人强调“源流相济”，如《管子·八观》“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宋代交子因“钞本充足”而流通，明清票号因“资本实足”而兴盛。开源从周秦“重农单源”发展至明清“多元复合”，反映商品经济演进。其终极目的在“养民”，如《尚书·大禹谟》“政在养民”，开源的根本是“民足则国富”，而非政府聚敛。

从三代井田到明清票号，“开源”的本质始终是“寻万物可生财之根本，以技、以制、以时开拓之，使财货如江河有源，长流不息”。此义虽与现代“开源”名同实异，却同循“溯本求源”之理，为理解传统经济智慧提供镜鉴。

《开源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