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几年，开阔了他的视野，南美广阔的空间使他感到地中海对他来说已经过于狭窄了。,我/的.书*城_ ￠蕞￠歆_璋^结*更′欣·快·从50年代开始他又投入到第二部巨著的写作，直到1979年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出齐（1967年出第一卷），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在这部书里，他的视野扩大到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他发展了他的“三速”论的“总体历史”观。从此书标题上，我们可以窥测到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这里的“物质文明”，或曰“物质生活”，不再仅仅是地理环境，而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可以导演出各种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的人类首先要吃、穿、住，而这看似平凡的人类生活构成了历史的基础，它必然影响到另外两个层面：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这里的经济指的是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生产与交换的运动规律；而他借用马克思“上层建筑”一词来解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筑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此书中，他从德国人“地理经济”的概念演绎出“经济世界”的概念。~秒~彰¨踕,暁`税,枉+ +更,薪?嶵!全?所谓“经济世界”指的是某一地区在历史上某段时间围绕着某一个经济中心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经济体系。一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因为地理因素，往往是因为它掌握了某种资源，控制了某项技术，拥有某种交换的关键手段，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世界的中心不断转移。如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世界向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为中心的大西洋经济世界的转移。每次中心转移过程表现为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在此书第一卷《物质文明》中，他谈到了中国，尤其是谈到了中国稻谷的种植。在他看来，稻谷（东方农业的基础）同麦类（欧洲农业的基础）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稻谷经营的集约化和相对的高产。这便导致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众多的人口和东方文明内向的特质。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作物决定论”，但他这种从物质基础上看问题的方法能否给我们某种启迪呢？

在晚年，布罗代尔一再强调历史的总体性，他认为一切人、一切事只有放到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考察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他十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研究现代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能不考察它的过去”。·l_o*v*e!y+u,e~d?u,.,o·r′g￠比如，由于经济世界中心转移而带来的经济危机现象。今天的经济危机是过去的危机演变而来的，研究其演变的机制和程度就可以使我们既认识今天又了解过去。根据他的这个理论，我们可否提问：那么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是否又是一次中心转移呢？如果是，中国能否利用这次经济世界中心转移而实现经济起飞呢？布罗代尔没能完成他四卷本的《法国史》，我们无法得知其“总体历史”观的最后归宿，但是从他关于过去与现在的论述中，我们能否总结：“总体历史”不仅是微观与宏观历史结合的一个平面图，而且加上了时间这一坐标，被放在一个运动中的立体空间之中。如果上述总结成立的话，他的“总体历史”观在晚年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后必须指出，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自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他是站在欧洲看世界的，他的“总体历史”观也是从西方文明世界出发的。辽阔的南美大陆虽然使他突破了他所称为“内海”的地中海区域，但即使是南美，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欧洲文明的某种延伸而已。这一局限决定了他无法正确地把握东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然而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则可以也应该从布氏的“总体历史”思想中吸取营养，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论著。

1986年元月4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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