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拘役下属。《大清律例》中就有对无故扣留下属的行为的处罚，知县擅自质询、扣留属官，笞四十，也就是打四十板子。可见，虽然清朝官员并没有明文规定的现代身份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的。

同时，古代政治也的确设计了官员申诉和平反的制度。比如，清代规定，官员冤枉、受到错误对待或对处分不服，从开始被揭参到最后结案，在每一环节都可以为自己申诉，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保障了官员的权利。官员向原判衙门声辩冤屈不准的，可以向通政司、都察院等部门申诉。吏部查明确实冤枉的，撤销其处分，恢复其原职。从表面上看，朝廷很关心官员的权益，官员申冤的渠道也很畅通。

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在清朝官场上，上司对下属随意呵斥、冷暴力，甚至拳脚相加的情况并不少见。吉庆自尽的案子表明，清朝官员申诉的渠道并不畅通，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了践踏。一个官员以死鸣冤，这说明他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正常的渠道已经不能维护他的权益，传达不出他的声音了，所以他只有自杀才能引起关注。

造成官员维权难的原因很多。简单地说，恰恰是原本应该维护官员权益的朝廷体制，无情地侵害了官员的权益。官员最初受到不公正待遇，往往是体制本身造成的；官员蒙受的冤屈，也往往是由更高级别的官员造成的；官员要想洗刷冤情，又得寄希望于朝廷的司法体系。申诉和平反时，官员都得和强大的朝廷以及官僚体制打交道。